气象青年齐聚力，双向学习促融合
它们只是因为便于区分隶属关系而设计的行政级别，还是基于对法官业务水平的一种评判标准？只有当判决公开后，我们才可能从各级法官判决的水平上看出法官的级别到底意味着什么。
[17]刘志强著：《人权法国家义务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19]第三代人权义务之履行与第一代消极的不作为行政主体人权义务、第二代积极的作为行政主体人权义务相比，呈现出复杂性特征，系综合性义务。
必为性国家义务是由国家承担的公民福利的保障和供给、向公民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的义务，在给付行政理论看来，国家对人民负有‘生存照顾的义务，国家应当提供金钱、物质或者服务，以提高或者改善人民的物质或者精神生活的品质，这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之所在。[14][美]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罗纳德·M.利文著：《行政法与行政程序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国家在履行把法定权利落实到实有权利义务过程中，主要依靠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和司法机关的人权保障。第一代人权是个人对国家公权力的防御权，属个人人权，故行政主体对第一代人权之义务就不止于道德，更有法律上尊重行政相对人自由权利之义务。行政权随着国家职能的拓展，不仅已蔓延至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无不渗透，而且行政主体还可通过行使行政权去决定或影响公民人权具体实现与否。
若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中构建有限政府，则可有效约束行政主体及官员、有效避免违法、滥权、犯罪、侵害人权的情形发生，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权。因此，对人权的行政保护义务从学理上具有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基础。民事主体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
法律不可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在多数法学绪论、法学通论中，还附带介绍宪法、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等的基本内容。[159]参见车丕照：法律全球化与国际法治，载高鸿钧等：《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7]曹魏时期的大臣高柔就因通晓律令、秉公执法而被史书称赞明于法理。
[97]民法典有可能、也有必要对人的美德作出安排，以使人们分享共同体的道德、情感、伦常等精神资源。法理是一个具有普适内涵的概念，融通了古今中外关于法和法治的原理、理论、学说、共同价值。
何者？案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尽管传统中国的法理概念其内涵与现代的法理概念存在一定的学术差异，但从基本含义上来说，作为法律条文背后蕴含的观念、规律、价值追求及正当性依据，它们相差无几。2.法理的推理和思维意义 法律推理是人们从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前提得出某种法律结论的思维过程。主合同（借款合同）有效，从合同（担保合同）本身无瑕疵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中的担保合同也属有效。
这里以江西财经大学汪志刚教授就善意取得制度进行的法理分析做一样本。魅力型的政治统治，其基础是统治者个体的人格力量，也就是统治者个人的超凡魅力。法理型法治体现了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与法治的目的价值合理性有机统一。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采用这种方法，翻译过一大批西方法律和法学概念。
以法理为中心主题的法理学，必将推进中国法学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法治文明的互鉴。[162]参见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只有贴近人民、深入社会，才能真正理解法理及其各种要素，才能感知和发现蕴藏在广褒大地的新法理。[150]谢鸿飞的《民法典与人的美德》。
就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而言，法理学以一般法即整体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1832年，奥斯丁出版了他的《法理学的范围》（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赋予占有以公信力并以之作为善意取得的法理基础是不能成立的。原注为M. J. Sethna, Contribution to synthetic Jurisprudence, Ocean Publications, Inc.1962， pp.11~16. [26]参见付子堂主编：《法理学高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13]（清）沈家本撰：《历代刑法考·附寄鋎文存》，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5页。因而，法官在解释法律时，需要依据法理的整体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tegrity），来确定特定案件中具体的法律权利和义务。
有的把法之理解读为法理论，把法理与法理学划等号。时任廷尉的孔稚圭主持修订律文二十卷，录叙一卷，共二十一卷呈送预览。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这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以法理精义作为司法解释的根据。
没有诉权，就没有法律。[134]拉德布鲁赫甚至说过：一切伟大的政治转型都是由法哲学推展或伴行的。
第二，部门法学研究范式出现新突破。他认为，学说是指逻辑上互相依赖的要素的组合体。[61]（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第2492页。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
[95]C. Perelman， Justice， Law， and Argumen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p.11.转引自前注[1]，张文显书，第579~580页。通过对本案审理过程和裁判文书的简述，可以看出，本案中两级法院办案法官对相关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解释，对普通民事法律关系和特殊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对合同担保的本质与价值的分析，关于犯罪和刑罚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的观点，对合同订立时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性的判断和对诉讼过程中一方非诚信态度的否定，表现出良好的法理素养和娴熟的法理型推理能力，体现出对本案所关涉的公平正义、财产保护、诚实信用、程序正义、私法自治等法律原理、司法价值、法官职业精神这些法理要素的精准把握。
[25] 更有许多法理学大师，如庞德、富勒、德沃金、拉兹、斯通、菲尼斯、考夫曼等，把法律与利益、法律与传统、法律原则、法的道德性、法律与正义、法律与逻辑、法律理念、自然正义、自然权利、法律权威的来源等作为法理学研究的重点。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方针，总体上属于形式法治的范畴。
[39]（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中华书局1965年简体版，第85页。以上考据和语义分析表明，法理作为词语和概念，体现了人们对法的规律性、终极性、普遍性的探究和认知，体现了人们对法的目的性、合理性、正当性的判断和共识，体现了人们对法律之所以获得尊重、值得遵守、应当服从的那些内在依据的评价和认同。
德沃金又进一步讲到，任何实际的法律论证，不论其内容多么具体和有限，都采用法理学所提供的抽象基础。改革开放后，针对这种情况，法学界展开了广泛讨论，加上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恢复，法学界形成了法学以法而不是以国家和法、更不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基本共识。鉴于上述问题、弊端及其原因，中国法理学的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迫切需要法理学来一次新的转型，即确立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的转型。反思，顾名思义，就是复而思之，反过来而思之。
[92]〔英〕尼尔·麦考密克、〔奥〕奥塔·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74]王利明认为：所谓法理，指的是民法的学说、理论。
[135] 法理对主权问题、政权（政治权威）、法统更替、国际争端、权力的正当性具有强大的证成或学理支撑作用。在英语国家里，法理学一词常被用作法哲学的同义词，并且总是用以概括法学领域的分支学科的。
Also See Alan Mabe, Editorial, Law and Philosophy, Volume 1, Issue 1, April 1982, p.2. [7]See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The Free Press, 1967, p.567.另参见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三是引用或转述某个公认的法理观点、学说、条理等。